当前，我国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空前高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百余座城市提出生态城市、低碳城市或类似概念的发展目标，中国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世界上生态城市最多的国家迈进［1］。如果从1987年四川乐山“绿心环形”生态城市规划算起，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规划实践已经有20年左右的时间。但不论就国内甚或国际而言，真正意义的生态城市却尚未出现。即使最近几年被人们所热议的中新天津生态城规划，其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有媒体甚至称“中国生态城计划已枯萎”［2］。那么，生态城市建设实践为何举步维艰?生态城市规划为何难以取得实效?应该讲，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实践话题，而是涉及到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从长远来看，它甚至与生态城市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也有着深刻的影响。近年来，国内有关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3－6］。
本文尝试从生态城市规划工作的内在属性———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的角度作进一步的思考。1有感于生态城市规划矛盾性的若干片断思考日常工作及社会实践中所接触到的一些事情，不断加深笔者有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矛盾性的认识。比如:1)中新天津生态城选址于渤海之滨的盐碱地，这一选址体现了不占耕地的农田保护思想，但从区域视角来看，该地区却属于生态敏感地区，本身即不适合人类居住，由于渤海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沿海地带长期人烟稀少，在这样的地区建设“生态城市”显然是有悖“自然规律”的。更深入的分析不难发现，国内不少冠以“生态城市”旗号的建设项目，其用地在上位规划中不少都是生态保护用地，如武汉花山生态城、怀来生态新城等等;
2)“绿色”通常被认为是与“低碳”、“生态”相近似甚至等同的一个概念，具有绿色特征的农业发展似乎是符合生态原则的，但不少人常常忽视的是，很多具有“绿色”特征的事物实际则是与生态原则冲突的。例如，作为高尔夫场地的草坪，其养护要求极为的要求无疑是相矛盾的;3)当前环保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各种会议场合，越来越多使用投影仪代替以往纸质或布料的宣传海报，使用投影仪没有废物产生，似乎是符合环保和生态原则的，然而，投影式海报需要使用电脑和投影仪，这就需要消耗电力，我国的电力大量则是靠燃煤而得，投影仪和电脑的使用必然意味着一定数量的燃煤和碳排放。电动汽车是同样的例子，一般理解它对环境的影响较小，但就目前的技术而言，它只不过是使用了车载电池而已，其对环保的贡献也仅仅体现在局部缓解城市中心区的污染方面;
4)新能源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我国政府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在人们的印象中，风能、水能、太阳能等都是不输出污染的清洁能源，它们通过各种能量之间的转换利用，以一种科学的方式为世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但环境学家的调查研究却警示我们必须对新能源发展保持冷静，比如:风力发电场的“风车”对于鸟类特别是夜间迁移的鸟类存在威胁，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东部阿尔塔蒙特山口207km2区域内的7000多台风力涡轮机每年约杀死1766～4271只鸟;水电开发建设的大坝截断了流域鱼类的洄游通道，破坏了一部分鱼类及其他生态物种的生存;太阳能发电也存在生产、废弃物等多重污染，生产环节的多晶硅每生产1t，就会产生4t以上的具有酸性腐蚀危害的SiCl4废液;［7］
5)节能减排是促进生态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并已成为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但落实到政策行动上却往往走了样:“十一五”末期，许多城市为了“完成”节能减排指标，纷纷拉闸限电，不少工厂和生活因用电需要不得已改用自备柴油机发电，其碳排放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了;6)从更大的方面讲，中国已经明确生态化发展的基本国策，继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之后，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的发展要求，但与此同时，中国却正在经历城镇化的大发展，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也是国家“十二五”规划十分明确的政策导向。而相关研究表明，城市人均能源的消耗是农村的3倍［8］，城镇化的大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资源、能源消耗的进一步加剧，这似乎是与生态化发展相矛盾的;……
2关于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复杂性的讨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毛泽东，1937)，因此，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矛盾性属于正常现象。那么，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矛盾性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对生态城市规划的具体实践又有哪些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对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复杂性加以讨论。
2.1社会、经济、自然因素的复杂交织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首都地区发展问题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核心问题之一便是以水资源保障为代表的生态安全问题。据遥感卫片解译，2000年～2010年间北京及周边张家口、承德、保定、廊坊4市的水体面积下降了近30%;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水面减少显著，两大水库蓄水接近死库容;张家口75%以上河流为季节性河流;廊坊市水系河道为常年无水状态;白洋淀湿地需依靠外调水源才能保证正常水量……
实际上，作为我国的首都地区，京津冀地区的生态敏感程度和生态安全要求都是比较高的;由于首都北京所集聚的各类智力资源和行政优势，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人力、物力投入在全国也是比较高的，但现实发展的结果，这一地区生态安全风险也是最为突出的。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北京市限建区规划(2006～2020年)》是北京市近年来大力编制的一个生态规划项目，规划在考虑“水、绿、文、地、环”五大要素的基础上，将北京市域土地划分为六大级别三大类，并明确了禁建区、限建区和适建区的空间管制要求。该规划获得2007年度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一等奖和2008年度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奖。然而，根据北京总规实施评估报告，北京市一道、二道绿化隔离带被侵占的情况仍在持续，城市基本生态格局面临遭到破坏的严峻威胁［9］。
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编制且十分优秀的限建区规划为何难以取得实效?上述事实表明，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涉及多个方面的复杂因素，各种因素相互牵制，仅从某些方面如自然生态的治理和修复入手，难以从根源上解决十分复杂的生态问题。以对首都生态安全影响最突出的环首都地区为例，从深层次讲，经济贫困、自然生态恶化、城镇化发展、区域生态补偿差异等社会因素的复杂交织，正是环首都地区生态安全不断恶化的原因所在。张家口、承德两市肩负为首都地区“涵水源”、“阻沙源”的重要职责，在京津冀区域发展中处于生态屏障地位，然而，区域整体的生态保护需要限制了其资源开发和利用，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形成所谓的“环首都贫困带”。如张家口市赤城县，2004年以来年平均出境水量达1.8亿m3，占密云水库蓄水量的53%，2004年前长期为无偿供水，近年来为保障首都水源供应，先后砍掉70多个可能造成水源污染的经济合作项目，取缔、关停、压缩了20多个企业，每年县财政直接减收1500万元，为发展节水农业而实施的退稻还旱使农民亩均收入减少近千元。
由于经济贫困，张、承地区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粗放型发展模式:承德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压延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6.5%;张家口人地矛盾突出，耕地开发过度，从而导致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生态恶化等系列问题，陷入越穷越垦、越垦生态越恶化的怪圈。这一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自然生态与复合生态的关系问题。早在1980年代初，马世骏院士就曾提出著名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城市绝非绿化或生态环境较好的城市，而是“遵循生态学基本原理，人类聚居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城市社会、经济和自然等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生态平衡得到有效维持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许多自然生态问题，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社会生态失调———生态城市最根本的问题乃生态政治。
但是，城市规划的本质核心为物质空间规划，擅长于自然生态控制，天然地具有“末端治理”的局限性，如何有效协调复合生态之矛盾?尽管当前城市规划日趋转向公共政策，但如何避免由此带来的学科“空心化”问题?并且，对自然生态(资源环境)的控制已属不易(如黄光宇先生1980年代在四川省乐山市总体规划中，面对重重阻力，将位于城市中心的近10km2丘陵林地划为永久性绿地加以保护，为城市创造出绿心环形生态型结构，被赞誉为生态城市规划实践典范，并获联合国发明创造之星奖)，何以协调复合生态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