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前 言潮州开元寺天王殿的平面格局保存了先秦的门塾制度,其大木构架同样精彩,极有可能仍然保持有隋唐始建时的样式。将它与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等几个现存的北方唐代木构架比较,其做法明显不同,反映了大量南方系统古建筑的结构特征,有机地融合了井干、穿斗、抬梁等多种结构做法。在现存的古建筑中,其个性鲜明,样式形制甚为特殊,在中国乃至东亚建筑体系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例但它并不是孤例,而是现存采用该类组成方式的构架中,表现的最为充分和突出的一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由于潮州开元寺天王殿的大木构架,在中国传统建筑大木结构类型研究中所具有的独特性、典型性与重要性,受到学界研究的极大关注。就公开发表的成果及论著而言,国内已有吴国智、程建军、路秉杰、张十庆、孙大章等多位前辈学者做过专门研究或论及,而对其深感兴趣的研究者或已有研究心得而未曾发表的专家学者更是大有人在。笔者近年来较为关注粤东闽南地区的建筑形制问题,对于此殿构架的问题也一直在关注思考。1 构架特点由于发展滞后和尊古守旧的文化特点,与同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更为发达的北方地区的建筑相比,南方偏远地区的建筑样式所反映出的历史信息往往更为古远。在统观中国建筑历史的视野下,南方建筑的样式年代往往要早于它的建筑年代,甚至会早于它的始建年代。天王殿所使用的一些独特的做法,渊源深远,可为了解中国古代早期的木构建筑提供线索。潮州开元寺天王殿屋架外观为面阔十一开间的单檐歇山(厦两头)屋面。由于收山为整一开间,并在梢间使用通高的承重夯土墙,厦头结构做法简单直接,梁架搭在夯土墙内,不必特别做踩步金梁架,而且也没有像后世的普遍做法一样设置专门的转角梁架,仅靠纵横两个方向的梁枋交结,然后在相应的位置上,灵活设立桐柱便实现了对角梁的支顶(图1)。除两侧的厦头梁架及梢间夯土墙外,殿身中段按左右中轴对称的原则设4对、共8榀梁架。若按宋代《营造法式》中表现的殿堂与厅堂结构特点论,就整体结构方式而言,表现出倾向厅堂式构架的特征,内柱升高、柱位灵活、各榀梁架之间相对独立;但从各榀梁架内部考察,又不完全是厅堂式构架的组合,还有诸如部分内柱同高、柱头止于大梁之下而不是随举高直抵檩底、构件按材栔规律层叠等类似殿堂式构架的做法。这些做法都需要加以仔细的分析,不宜仅以基于宋代文献整理出的殿堂与厅堂结构特征,过于概括地对天王殿构架进行简单的归类定性。否则,将会忽视一些重要的细节,也可能会犯以后代证前代的逻辑错误。再者,《营造法式》中殿堂与厅堂的区分意义主要在于界定建筑物等级及其用材等相应经济指标的高低,在实物分析中似不必要强调两者的绝对差异。建筑技术从来都是在不断融合和变化的,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标准概念的制定是困难的,也必然有其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对于具体的个案研究来说,更为关键的是辨析实例背后所关联的时代与地域特征信息。天王殿的心间梁架,可借用《营造法式》中的行文方式表述为十四架椽屋前后四步梁用四柱(图2)。总体而言,倾向于表现为抬梁式厅堂构架的特征:柱位皆对应屋檩,前内柱随举势高至檩下,各梁身及逐层架叠的形象比较突出,梁间的承托以及檩条的支撑依靠斗栱的层叠而不使用桐柱。但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来自穿斗构架的一些明显特征:前后檐柱及前内柱直接以柱头承檩,此即穿斗构架最本质的用柱特点;与这3根立柱结合的梁枋大都使用透榫贯穿柱身,而且梁架中顺梁方向穿透各柱及各落叠斗的枋栱既多又密,是穿斗构架中使用穿枋穿连各柱构成横向屋架的表现;所有的梁头并不直接承檩,梁端的节点做法皆是将断面剥薄成枋栱,或穿入柱身或组合入叠斗,梁身虽然粗壮,但和穿斗构架中柱间穿枋的构成原则并无二致;前后檐的出檐做法,是将四步梁梁头收窄成枋,贯穿檐柱后挑出,与上下出挑的栱枋叠合成受力的悬臂,并以挑起的悬柱柱头架托挑檐檩,属于典型的穿斗构架出檐做法。这榀梁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叠斗的做法,特别是后内柱上的叠斗。后内柱并不像另外3根立柱一样直接将柱头抵至檩底,在柱身开卯口与各方向梁枋组合,其柱头位于所有梁枋之下,柱身没有牵连任何水平构件,孤立的一根立于柱础之上,仅以柱头栌斗承托上部构架交叠的重量。如同汉代文献《释名》所解:柱,住也。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无所依也。齐鲁读曰轻;轻,胜也,孤立独处能胜任上重也。柱头之上共垒叠十二层叠斗,以最上层斗托檩,中间各层斗通过十字开槽组织纵横交叉的梁栱枋材按材栔规律架叠(图3)。叠斗与柱身呈相同的瓜棱状,尺寸与柱身相若,自下而上逐渐收分,延续柱身线条,上下浑然一体,总体形象呈流畅梭柱轮廓。叠斗高度与立柱高度近乎呈一比一的比例,屋架结构的组合完全在叠斗部分内解决。如此发达的叠斗结构,世所罕见。对其他檩条的支承,也同样采取在相应梁身位置上逐层叠斗的方式,并根据所处位置对尺寸和形态有所调整。它们和穿连在各落叠斗和立柱之间的横向栱枋,结构经纬交织,排布严整,关系清晰,井然有序。而叠斗内承托的纵向构件中,很少贯穿开间的牵枋,绝大部分为凤冠(异形短栱),它们能扣住横向穿枋,垫托起上层斗,但只参与斗内枋材的交结,并不联系左右。各榀梁架内部的穿插严密与外部的联系薄弱形成对比,显现出本地古代原生的穿斗建构方式所遗留下的基因对此殿结构设计的影响。在心间梁架与梢间的承重夯土墙之间还有三榀梁架,它们的形式各不相同。其中,次间梁架与心间梁架很相似,只有将内柱间三道梁上的叠斗替换为方形的斗立桐(柱脚立于坐斗上的桐柱)这一点微小的差别,其他的如十二层柱头叠斗、各梁的断面形态与尺寸、穿枋的数量与穿插方式等都没有改变(图4)。次二间梁架在次间梁架的基础上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后内柱不再使用叠斗而采用同前内柱一样的通高柱身直抵檩底;斗立桐和前后檐步架梁上的叠斗,被替换为柱脚直接叉立在梁身上的圆身梭形桐柱;梁身断面不再为抹角矩形,改为上下分别以弧线、斜线变截面的变异六角形截面,而且尺寸变小,通过叠合下部枋材成叠合梁的办法,解决梁跨所需的梁身有效截面高度;由于梁架内没有了叠斗,穿枋不必再按原来的材栔规律严格安排,故数量有所减少;柱枋关系转变为较为明显的穿斗构架建构方式(图5)。次三间梁架在相同的屋檩安排之下继续着变化:增加设了中柱,直接顶起脊檩;穿枋插栱进一步减少;桐柱缩短;梁身断面收窄;梁架简化,完全转变为本地民居祠堂建筑中常见的穿斗式边贴梁架形式(图6)。从梁架逐榀的变化中,或可解读出一些当时的设计理念。建构方式上抬梁与穿斗有机结合,组合规律可见越靠近心间的梁架越倾向抬梁的方式。从中间向两边逐榀变化的过程,就是从抬梁化向穿斗化的过渡,前者的结构理念基于层叠,后者的结构理念基于穿插,结构从柔性向刚性过渡。梁架之外更是完全夯实的承重土墙,整个结构体系表现出外刚内柔的特点。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安排理解为不同结构、不同构造在等级观念上的排序,越靠近空间核心的位置越重要,加工的效果越受重视,所采用的做法的等级也越高。隔架做法中叠斗高于桐柱;桐柱做法中斗立桐高于一般桐柱,方桐柱高于圆桐柱;梁身断面做法中抹角矩形高于变异六角。这些等级的差别,和外观效果的繁简关联,和功料耗费的多少关联,和建筑设计者的文化意识与设计意图关联。汉代郑玄在对《礼记》的注中所言:宫室之饰,士首本,大夫达棱,诸侯而砻之,天子加密石焉,即建筑加工方式与等级的配对方式,其中明确达棱等级高于首本,和此处方桐柱等级高于圆桐柱的安排亦相吻合。除了整体梁架的建构组合之外,本殿构架细部上的构件样式也很有特点。如皿斗、八瓣瓜棱石梭柱、前檐柱下的圆鼓柱础、内柱及后檐柱下的覆盆柱础等,都是甚古之物或古制古样的体现,其中有很多为潮州建筑中同类构件样式的最古者。因本文主要关注点在大木构架的建构组合方式上,故对这部分内容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