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与周围环境无法严格界定的空间关系恰是对“融合”的最佳诠释，使建筑单体与城市在空间的公共性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可谓匠心与哲思并修。由此甚至可以设想，至少在理论上，拓扑几何或许会为当代建筑与城市的交融带来一种新思路。在中国，城市的复杂性愈加彰显出历史、文化及社会形态诸方面的独特属性。一方面，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多地依赖于土地。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首次超过 50%，标志着传统农耕文明正向现代城市文明过渡。十八大会议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又推动了这一发展趋势。另一方面，2 000多年的帝王统治历史终结之后仍然延续的中央集权制度，深刻地影响了每一个中国人对土地公有制的特殊体验。只是在过去 10 年的房地产浪潮的带动下，私有观念才开始深入民心。在这历史与现实交错的复杂背景下，如何定义和看待中国城市的公共性成为仁智各见的问题。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黄艳认为，城市的公共性与城市规划的公共性是两个概念。实现城市的公共性需要以城市规划为工具，但城市的公共性不仅体现在空间形态上，更体现在人的精神与文化层面上，而后一点是最难做到的。黄艳总结了上世纪中国仿效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模式搞超大尺度城市区块建设的教训，并精辟入里地指出，“工具理性主义”是造成目前困境的根源。“工具理性主义”将城市规划的对象视为工具，与以人为本的理念背道而驰，对中国城市建设非常不利。黄艳进而以令人起敬的自我批判精神指出，工具理性在城市规划者的意识中根深蒂固，严重影响城市公共空间塑造的手段与结果，是造成今日北京支离破碎的城市格局的关键肇因。工具理性的负面影响如此之深，甚至左右了民众对政府工作职能和效用的误解，因为归根到底，城市是设计师们规划出来的。深度思考城市文明的涵义，探求城市的公共性究竟为谁而实现，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黄艳以政府官员的视角出发，作出如此清明的思索并付诸实践，无疑是对大家的激励和鞭策。如其所言，我们正处在从认识、组织和决策都在转型的历史关键时刻，这是难得的契机。摆脱工具理性的桎梏，实现城市精神和文化层面的公共性，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担当。如果政府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我们每一个人更应视此为责无旁贷。

具体到城市规划的实践，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总规划师施卫良从“可行走的城市”这一角度关注城市的公共性，提到中国城市的一个普遍现象 ：人行道、自行车道等公共绿色交通空间被机动车挤占。针对这一问题，施卫良提出以“安全、公正、有效、包容、宜人”为目标，以步行和自行车为出发点开展全市范围的规划工作。施卫良被敬为能“画出”城市未来的“魔法师”，在其 20 余年的规划生涯中，见证并参与着北京的发展变迁，对这座城市充满特殊感情。人行道、自行车道与日益成为北京大动脉的机动车交通相比，已然处于弱势地位，其分布和使用也突显琐碎且失于章法。但施卫良能从看似细微的环节入手，把握城市规划的总体策略，恰是“尽精微、致广大”的体现，得益于他从最初的详细规划转向后来的总体规划这一漫长过程中所积累的极为丰富的经验。何况步行、骑自行车原本就是城市生活中方便、健康而又绿色环保的出行方式，也是北京这样既古老又充满活力的城市的集体回忆中美丽的风景线。如何将这样的交通方式在城市总体规划方案里重新回馈给北京市民，从而在人性尺度上实现城市公共性，是极具挑战性的课题。施卫良通过调整历史街区尺度、改善步行道断面、建立连续步行系统、改善立交桥下的消极空间等举措和实例，向与会者作了详尽的解说分析。

在施卫良的演讲中，“人性尺度”、“宜人”等关键词不断出现，其涵义实际上与城市的公共性密不可分。如果说机动车的激增破坏了城市本应具备的公共性，在理想状态下，一个没有机动车交通的城市就应当最大程度地体现公共性。如邵韦平所指出的，水上城市威尼斯正是将城市的公共性发挥到了极致。威尼斯之所以能保持几个世纪之前的城市格局，有赖于当地居民和政府高度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而在中国，无数历史文化城市正面临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张杰教授与边兰春教授从不同角度对此作了探讨。张杰悉心钻研多年写成《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坚持从历史中寻找出路。他所举的 3 个实例充分表明，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有丰富的城市文化，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可以为历史城市的改造提供可信的借鉴依据。例如 ：福州的三坊七巷遗产保护规划，以这座城市的大山水轴线为出发点，同时注重民居修缮与街巷整体规划，为市民创造开放的生态环境 ；济南的大明湖东扩设计，以北宋曾巩任齐州知州时整治大明湖的经验为参照，将水面尽可能多地馈赠于城市，多条游湖线路的组织更突出了空间的丰富性与开放尺度 ；江西景德镇的改建，则着眼于该地特有的陶瓷制造历史，在保持建筑基本格局的前提下，将废弃厂房改造与步行街设计相结合，为城市注入了新功能。边兰春认为，中国城市生活的公共性与其复杂性和多样性是并存的，对公共性的诉求体现着中国特有的制度框架的困境。他专注于北京这座有历代王朝背影的城市，从皇权与民权、封闭与开放、割断与连续、精神与物质等充满矛盾张力的概念出发，启示大家探讨在城市历史遗产保护中，何为真正的传家宝。边兰春还通过对“玩物丧志”和“格物致知”这两句古话的辩证解析，批评了遗产保护里重精神延续、轻物质遗存的偏见，提出精神与物质共存的目标。这一批判性思维对当今中国的古城保护与发展而言备显清新、及时和必要。边兰春从北京中轴线历史建筑与城市空间特征出发，引导大家就“公共空间”与“私有权利”思考中国城市的公共性。边兰春还从伦理高度审视城市形态和城市生活，其对“最好的城市”的理解，让人们看到兼具人文积淀与现代活力和发展远见、既保证公共空间的最大发展，又充分尊重私有权利的城市图景。个中体现的辩证关系恰是对城市设计内涵的印证。

饶有趣味的是，朱文一教授对本期论坛主题的英文表述提出了异议，认为与其说“Fostering”，不如谈“Discovering”。他指出，中国城市有自身的文化，不要只是被动地仰望西方的理论与案例，而应当主动地发现中国城市里固有的公共空间，摆脱舶来品的绑架，发现自己的文化特质。朱文一耐人寻味地点出 2012 年热议的电视节目《舌尖上的中国》，直言由饮食文化构成的公共空间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空间。朱文一言谈诙谐，其潜台词也令人回味。刘健教授则开宗明义地指出，人类的聚居本质决定了城市的公共属性，社会公平是城市生活的基本准则，其实现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这与黄艳的观点异语同调。刘健曾在巴黎国家高等建筑学院访学，对法国文化颇为了解，在其演讲中引用了法国 19 世纪大文豪雨果对建筑内部与外部属性的定义，即内部属于建筑的主人，外表则属于城市中的每一个人，将其改变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刘健以此说明，城市是全体居民共同创造的，而社会精英的教化会有效引导公众的参与意识。这一看法既经典又睿智，对逐步改善我国百姓参与意识仍十分薄弱的社会现状很有启发意义。刘健进而认为，培育和发展具有社会和文化内涵的城市生活是未来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趋势。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结论，与黄艳提出的城市在精神与文化层面实现公共性的目标再次不谋而合。对“中国城市公共性”这一命题的理解，还有来自侧面的审视，如周榕教授指出，从表面上看，中国城市空间的公共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但背后却是集体行为对公共空间的挤占。此看法一经提出立即引来现场听众的热烈反响。几位嘉宾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对问题本质作深度挖掘的勇气和洞见皆令人钦佩。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胡安 • 布斯盖兹（JoanBusquets）教授更多地从西方城市设计的角度关注中国城市的公共性。布斯盖兹不但是成功的规划设计师，也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人文主义思想，其实践兼具深度、广度，既包括新城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又有旧城重建和废弃城区的改造。2011 年，布斯盖兹因其对欧洲文化和社会的杰出贡献而获该年度的伊拉斯漠奖（Erasmus Prize）。演讲伊始，布斯盖兹即提出一个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 ：21 世纪的交通与城市旧的肌理之间的矛盾与解决方法。他引人入胜地分析了巴黎、巴塞罗那、纽约等案例，并告诉大家，今日北京的城市空间充满各种可能性，看似矛盾的场所可以通过再循环的设计手法得到改善。位于曼哈顿下城、由一条废弃铁路线改建而成的高线公园（High Line Park）便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布斯盖兹认为，“设计”要在思想上体现前瞻性和人文价值，就此而言，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并无本质区别。

总的来说，中国的城市化仍处在初级阶段是大家的共识。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参照国外的经验。演讲嘉宾大多提到了西方的理论与案例，“巴黎”一词频现。的确，就规模、繁荣程度、城市文化与历史渊源而言，巴黎与北京堪可比较，但是西方的优秀案例却无法照搬到中国城市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来。这两座大都市的建设和发展所经历的道路迥异，巴黎至今仍是可行走的城市，北京却为机动车交通所困。这背后自有复杂的社会因素，重要的是，巴黎今日的发散式大林荫道网乃是 19 世纪城市规划师乔治斯－欧仁• 奥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提出的巴黎重建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林荫道在规划之初即被界定了步行功能，即便城市迅速膨胀，向外扩张的路网也延续着林荫道的优秀传统。北京的大尺度路网却没有任何传统依据。这样看来，巴黎的城市建设模式对北京的参照价值就非常有限。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从中国城市自身的历史出发。在这方面，边兰春坚持致力于市政改造，将北京传统城市空间里特有的街道和胡同还给百姓。考虑到中国的现实，这一举措无疑是明智的。

理论方面，邵韦平提到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 • 格雷瑟（Edward Glaeser）于 2011 年出版的新著，《城市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City: HowOur Greatest Invention Makes Us Richer, Smarter,Greener, Healthier, and Happier）。该书一出版即获《纽约时报》的充分肯定，盛赞其“既博识又生动”（“Atonce polymathic and vibrant”）。作者的观点在该书的副标题中得到高度概括 ：城市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会放大人的优势，让人类生活更富有、更智慧、更绿色、更健康、更幸福 ；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城市发展的美好前景必将消解经济衰退带来的负面效应。刘健提到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亨利 •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于 1968 年出版的《进入城市的权力》（Le Droit à la ville）一书，在社会学和城市研究领域激起热烈反响。列斐伏尔指出，城市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每个地区都有参与城市发展进程的权力，每个人都有进入并参与城市生活的权力。这些著作有很强的说服力，也有视野和文化上的局限，比如列斐伏尔的方法即深受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格雷瑟是兼容芝加哥学派与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两学派的经济学方法和观点并不完全适用于解析中国的现实。中国能否以自身文化和历史为起点发展出自己的城市经济学理论，使之在同等、甚至更高的水准上产生全球范围的影响，很值得反复思考。

现场嘉宾都提到中国社会在转型期的困境，更指出在这样的困境下所面临的特殊机遇。中国的城市有各种问题 ：就大都市而言，除了交通拥堵，市政基础设施急需改善及就业问题严峻之外，还有如奥运会、世博会等盛大活动过后向正常公共生活过渡的问题 ；就小城镇而言，消除城乡差异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大小城市之间更有发展不均衡、资源分配不公等矛盾 ；而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建设又是从大都市到小城镇都面临的共同问题。所有这些挑战带给我们的，既有困惑和焦虑，更有蓬勃的动力。尽管困难重重，但必须看到：因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汽车数量逐年激增，延续了多年的交通痼疾已开始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普通百姓开始以批判的眼光将我们的城市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首都作对比，如施卫良在演讲伊始即提到一条比较北京与巴黎慢行系统的微博 ；城市规划者正开始采取具体的措施改善现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生活的舒适度与幸福感，以及城市的文化品位和人文环境是城市建设更关键的因素。这说明公众眼界在不断提高。各位嘉宾在回答年轻学子的犀利问题时几乎不约而同地指出，在当今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的特殊背景下，乐观主义对城市规划者意义重大，它对大家的思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论及乐观主义，各位嘉宾的远见卓识与真情流露将论坛的气氛带到高潮。

城市是永不枯竭的话题。城市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上的公共性最难实现，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在中国城市建设的速度和规模渐趋稳定之际，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思考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论坛嘉宾留给大家的开放性评论、思辨光辉和人文精神，必将长久激励继往开来的城市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