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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庄园位于成都平原以西的安仁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刘氏家族成员逐步登上四川军政舞台,纷纷购置田地，大兴土木，建成了规模宏大，雕饰精美，典型的地主庄园建筑群。庄园坐落在古镇东端,占地7万平方米,包括新老二馆。刘文彩公馆位于南部，1931年初具规模,俗称老公馆；刘文辉公馆建在北部，落成于1924年，即为新公馆。刘氏庄园建筑群既继承川西传统豪门建筑遗风,又引人西方哥特式建筑特色,最终形成独具魅力、独放异彩的庄园建筑风貌,呈现出鲜明的建筑文化特征。

一、融合统一的立面造型

建筑是对一个地区文化的综合反映,它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现象。刘氏庄园建筑群落诞生于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提倡国粹文化,强调采用“中国固有形式”的建筑，但又不可避免受到西方建筑活动的影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建筑寻求折中主义的表现手法,“杂乱拼凑中国式的建筑”。因此,庄园建筑文化既有地方色彩,又有时代气息,它的设计风格是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域的结合,展开放之势。

由于成都地处内陆,庄园建筑继而主要为全木穿斗式结构,兼有外廊式砖木结构,明间采用抬梁式构架。屋顶多为硬山顶，斜坡顶,小青瓦。造型丰富的封火墙除了能起到基本的防止串火、保持建筑的独立性功能外,其或笔直、或弯曲的线条,驼峰形、人字形、猫拱形的样式还产生了简约气派的视觉效果,基本保持了川西民居轻盈飘逸、精巧秀雅风格,明显与巴蜀文化闲散虚浮、生活诙谐戏谑息息相关。

中世纪的结构技术和宗教意识表现在哥特式建筑上则是空灵高耸、纤瘦尖峭的风格,它与庄园建筑的融合成为区别于古镇上其他单纯依循传统的旧式街坊建筑最鲜明的一点。

与刘文彩公馆比较,刘文辉公馆因为修建年代稍晚,则更具代表性、典型性。新公馆的门楼一反传统的垂花门形式明显突出西式特点,两扇高大的正门、尖顶造型、垂直向上的爱奥尼柱式，都有直冲云霄之感,这正是吸收了西方哥特式建筑风格的结果。两门使用当时流行的水刷石抹面新工艺,采用巴洛克样式的柱子。两道门轻盈、升腾的气质与新公馆宏伟、壮观的气势既对比鲜明,同时又是建造手法的渗透,不仅是川西民居与西方教堂风格的融合,更是封建习俗与基督教思想的融合。

另外,老公馆小姐楼也表现出二、三十年代中西建筑风貌。它精巧别致,三层建筑,系青砖勾白线柱墙框架,整体呈六面六角,屋顶为六角攒尖顶,采用西方柱式拱廊和三角窗户。小姐楼强化了“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封建文化,而从建筑美学角度看,它丰富了天体的轮廓线,打破了不平不倚的格局。中西合璧、新颖独特的刘氏庄园建筑造型首先作用于人的审美感官,不仅令当时的人们耳目一新,也让现在的人们引发审美兴趣,产生无限的审美联想。庄园建筑“既体现出西方文化逐渐东侵并深人中国内陆的历史现象,也反映了民国时期川西民居建筑的发展变化。”两种建筑风格的统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两种文化融合的见证。

二、秩序和谐的空间布局

建筑审美起步于对外观造型等的观,深化于对建筑蕴涵的文化价值的体味。中国建筑非常深刻地受到儒家之“礼”的影响,讲秩序、重人伦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特征。《礼记·曲礼》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荀子·大略》有:“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中国儒家文化明尊卑、辨贵贱的思想被突出强调为区分中国建筑等级的理论根基。《营缮令》、《会典》等明确了宦官单体建筑等级。如果说皇宫是“礼”最高等的传达,那么民居就是“礼”最基层的体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大多数组群建筑以纵轴为中心;呈左右对称布局,不仅展示出规整、秩序的美的构成,还创造出安静、和谐的美的境界。

庄园在空间处理上主要以四合院为单位,根据实际需要,纵向、横向扩展,形成重重院落相套的封闭式布局。刘文彩公馆通过庭院、天井、回廊、夹道串联起八个大院,有机组成一个宏大的群体建筑,比如前院分正院和后院,为四进三天井“目”字形带围房的四合院。庄园迁回曲折,错综复杂,凸现内向性格和迷宫特质,形象地反映出刘文彩撵一户农家,建一处院落的地主庄园扩建进程。但主体部分仍有明显的两条东西向中轴线,只是由于刘文彩听信风水先生的建议,打破了传统坐北朝南的做法。刘文辉公馆有明显的设计规划痕迹,空间开敞,落落大方。公馆呈四方形,分南北两个部分,两条东西轴线对称配置,“位”的限定左右着庄园的平面格局。老公馆前庭西侧是大厅即堂屋,两侧为中西式会客厅;中庭西面是祖堂,南北是住房和寿堂;后庭西面是佛堂,南北是客房。另外还有小姐楼、雇工院等独立院落。新公馆由前厅、正堂、中堂、后堂形成三进院落,前厅后堂,层层推进,礼制严谨,尊卑有序。值得一提的是,新老公馆的房屋之间都设计了适合川西地区湿润气候的天井,良好的穿堂风解决了成都夏季闷热的特点。而且天井有“上授阳光雨露通于天,下收天地精华基于地”的风水内涵,它不仅纳阳通风,还有“四水归堂”的寓意。天井成为刘氏庄园的“通风口”、“采光器”和审美的“中心点”。

在五行学说中,“中”为尊位,“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的尚中思想影响着庄园建筑的表现。家族中尊卑、长幼、男女、主仆的住所安排服从于儒家伦理理性等级制。堂屋供奉祖先,老爷住正房,妻妾住侧房,子女住厢房,佣人住群房,这集中反映出刘氏庄园建筑非常遵循封建社会“父为子纲”,父严子孝,“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的伦常关系和尊者居中的崇高地位。建筑是人为且为人的居住环境。刘氏庄园近代建筑群的风格本身摆脱不了择中意识的束缚,也正是有了严格的礼制限定,如此宏大的建筑群才能产生和谐不突兀,整齐不凌乱的美感,达到“井井兮其有理也”(《荀子·儒效》)的文化境界。

三、硬装饰和软装修合璧

建筑装饰装修是对结构构件的艺术加工,“它们虽然也具有装饰美,但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合乎材料本性和力学逻辑的结构美。”首先考虑的均是实用功能,其次才是美化功能。“四川民居的细部与装饰风格除少数富贵豪绅追求华艳夸张外,大多数较为清淡素雅,简洁大方,不事繁琐。”刘文彩属于为数不多的权贵之一,因此新老公馆木雕、石雕、砖雕等装饰工于技巧,考究精美,结构坚固实用,并且还通过陶塑、灰塑、泥塑等装修技巧,借象征手法和文学手段,寓意平安吉祥。硬装饰和软装修实现完美合璧,使人们往往会对硬装饰和软装修的效果肃然起敬,这也反映出巴蜀文化对万物有灵的敬畏。

(一)硬装饰注重实用

硬装饰是指对适用的建筑构件进行美化。川西民居建筑装饰为“屋顶形式特殊,造型手法泼辣”、“斗拱形态丰富浪漫”这些构件硬装饰注重实用功能,但也兼具美学要求,庄园建筑同样如此。新老公馆堂屋外间均使用罩这种传统形式作隔断因子。既区别空间、又联系空间;既分割空间、又利用空间,丰富了屋内层次,造成实中有虚,亦透亦隔的装饰美感传达出道家文化的虚涵韵味。内宅院堂屋前雕刻有“天官赐福”的木屏风,既能遮挡视线,还装饰有寓意祥瑞的神话图案;东面的撑弓,以精雕细刻的辟邪宝剑装饰,构思奇特巧妙。另外,老公馆前厅镶嵌着“福、禄、寿、喜”的木格天弯罩,屋脊的吻兽,檐廊的美人靠,大门内外设置的拴狗、拴马铁环,院内栽种的白玉兰,细微的装饰也充满诗情画意。

虽然硬装饰在很大层面是满足构件的实用功能,庄园的硬装饰吻合了“磨砖为墙,雕石为阶,雕而不画,突出本质”的四川民居建筑风格,但同时也符合李渔在《闲情偶寄·居堂部》里提出的“宜简不宜繁,宜自然不宜雕研”的美学原则。精雕细刻,寓意深邃的装饰构件、样式,营造出具有浓郁川西风味的审美情趣,达到物质与精神,伦理与心理,实用与审美的统一。

(二)软装修寓意吉祥

软装修主要是对建筑外檐界面修饰美化,往往在色彩、图案、文字上表现出来。庄园外部采用青色、灰色、黑色的建筑色彩,利用乡土灰塑材料,使用形声、会意的手法。老公馆门楼采用青砖浮雕和砖雕四方图案。顶端的牡丹花、一双仙鹤表、两只蝙蝠、一对镇宅石狮,均借以传达出祛邪求吉的生存理想。新公馆大门除了装饰有鹿、鹤、蝙蝠,还点缀了藏文:南门藏文意思为“佛法永存”,北门藏文意思是“权力集中点的王宫”,这恰好满足了刘文辉内心的欲望。

“建筑靠文学来描述,文学亦靠建筑而生辉。”刘氏庄园通过文人墨客、达官贵人的题名题对这种软装修手法传承建筑文化。题名题对既是对建筑文化的扩充,是精神内核的表达,又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建筑物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奇,生发无穷联想,产生丰富体验。建筑题名表祝福,点富贵,明思想。“受福宜年”、“祥呈五福”、“将荣屋润”、“燕翼贻谋”、“履中蹈和”等均起到了画龙点睛、锦上添花的效果。其二是建筑题对,美化腐朽生活,吹捧威望德行。“威望著乡帮,众口皆称公第一;香花勤事佛,长眉应许寿三千”;“楼台凌碧宇,梁栋焕朱门”;“初日将兴,犹带水气;崇兰至静,快引天风”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世纪刘氏家族兴旺、发达、辉煌的场景,也表明了世人的“小市民”心态。

另外,老公馆内创作于1965年的大型泥塑《收租院》,将中国民间庙宇泥塑技巧和西方雕塑人物具实手法相结合,以富有象征意味的形式符号和深厚的写实功底展示出地主盘剥农民的过程,造型栩栩如生,创作意图明确,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和谐统一,是典型的体现出那个时代性格气质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如王朝闻所说:“这些作的艺术,由政治来决定;这些作品的政治,由艺术来表现。”新公馆内的私家戏台刚好位于中轴线上。

一个戏台既满足宴请宾客的需要,又是主人儒雅性情的体现,更秉承了天人合一的自然之气,承载了川西平原悠闲、自在、安逸的民俗文化,而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大邑刘氏庄园就是一个时代的建筑符号,它从上到下,从外到里,从整体到局部,从造型到修饰呈现出融合统一的立面造型、秩序和谐的空间布局、硬装饰和软装修合璧等建筑文化特征。既符合四川自然地理气候,保留乡土建筑的传统文化,又注重当时流行的建筑样式,吸纳西方建筑风格,散发出情理相依、刚柔相济的综合之美,成为川西民居建筑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