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域建筑创作作为一种设计思潮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建筑史，并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名称出现，从20一40年代的“中国式”和“中国固有式”、50一70年代的“民族形式”和“乡土建筑”、80年代的“形似”、“神似”及“新民族形式”一直到20世纪末的“中国特色”;进入21世纪后，“乡土建筑”、“地域建筑”、“传统继承”等更是成为了各类报刊杂志上的重要主题之一。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地域建筑思潮无疑是对中国建筑界影响范围最广泛、时间最长久的建筑思潮，“无论其冠以何种名称，其基本的理论依据是一致的:建筑艺术关乎国家、民族的文化精神，建筑形式是这精神的外在表现，所以中国的建筑形式应表达中国的文化精神”。

1，地域与地域建筑

“地域”一词的汉语解释为本乡本土的地方，英又为‘，region’’，意为“区域或地方”。关于地域建筑的概念，国内学者有多种提法，例如“所谓地域建筑，或者说建筑的地域性、地区特色，是指一定区域内多数建筑的基本风格和总体特征，它为该区域建筑所普遍持有而又为其它区域所不具备”;邹德侬先生则认为地域建筑是“以特定地方的特定自然因素为主，辅以特定人文因素为特色的建筑作品”，他列举了地域性建筑的基本特征:“回应当地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等自然条件;运用当地的地方性材料、能源和建造技术;吸收包括当地建筑形式在内的建筑文化成就;有其它地域没有的特异性并具明显的经济性”囚。作为一种建筑思潮，在设计中追求地域特色包含了各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的建筑思想或倾向，其共同特点是主张建筑中应该存在且可以存在地域特色，并主动以各种手法表达建筑的地域特色或尝试创造新的地域建筑风格。本文中的地域建筑泛指建筑理论与创作中的传统建筑更新、地方主义建筑、地区主义或地域主义建筑、乡土主义建筑、新乡土主义建筑、方言派或新方言派、批判的地域主义建筑、广义地域性建筑等各种提法。虽然这些主张或倾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都以对地域特色的追求和可持续发展为特征，它们构成了追求地域特色的建筑思潮中若干互相交错而又各有特点的支流。

2.我国地域建筑的发展历程

2.1近代“中国固有式建筑”的产生1927一1937年间，中国建筑史上形成了以“中国固有式”为特征的第一次传统复兴的设计高潮，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是“当时欧洲流行的折衷主义传入中国，本身就包含着采用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的内因，由于一些历史条件的促成，使之变成了现实”。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日趋严重，至20世纪初已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这种背景下，“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思想成为主流。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开始实施文化本位政策，在建筑上倡导“中国固有之形式”，用官方的力量扶持中国式的折衷主义建筑。在“中道西器”、“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影响下，近代中国建筑的内涵逐渐发生了变化，从封建时代以等级型制来维护礼义纲常转变为以中国精神、中国色彩来保存中华国粹，建筑的风格问题变成了保存国粹、标志民族存亡的政治问题，“中道西器”被视为融合中西建筑文化的理想模式。由于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交织普侵略与被侵略的民族矛盾.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笼罩着不文明的色彩，其所体现的崇尚科学的价值观与当时国内盛行的政治爱国主义、情感民族主义相悖.高涨的民族意识自然激发了社会各界对洋建筑的不满，“发扬我国建筑固有之色彩”成为中国建筑界的普遍呼声。此外，中国第一代赴欧美学习的建筑师接受的正是西洋古典和折衷主义的建筑学教育、折衷主义因袭模仿历史样式、致力于历史样式的延续和发展的倾向正好与他们的国粹主义文化观相吻合，上述种种历史、政治、文化的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国固有式”建筑潮流的产生。具体而言，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建筑师提出了“依据旧式、采取新法”、“酌采占代建筑式样，融合西洋合理之方法于东方固有之色彩于一炉”等主张，在建筑创作上主要着眼于对传统建筑“固有形式”的提取和继承，把延续传统建筑的形式特征作为体现、发扬国家和民族精神的方式和途径。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作品有吕彦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杨廷宝设计的南京中央医院、陆谦受设计的上海中国银行等，，l(图l)。据《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一书进行的统计，1948年之前的“中国固有式”建筑项目数占到了统计时期内工程项目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2.2民族形式建筑的热情高涨到了50一70年代，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为弘扬民族意识、鼓舞民族自尊心、中国建筑师们在创作中自发地通过继承传统来传达民族精神，形成了上个世纪中国传统建筑现代继承的第二次高潮。关于“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建筑的产生原因，陈志华先生在《中国当代建筑史论纲》里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革命成功和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所引起的爱国主义热情的普遍高涨使一部分建筑师开始追求民族建筑文化的复兴，但他们的民族文化观念还是半封建性的，基本建筑观念则是折衷主义的，加上熟悉30年代的复古主义建筑风格，于是就错把复古当作了民族建筑的复兴;第二，领导层中有少数人滋长了铺张浪费的思想作风，热衷于建筑物的豪华壮丽，但封建小农意识和眼光使他们倾向于保守，因此也成为了支持复古主义建筑风格的一股力量;第三，反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扩大到了学术领域，现代派建筑与现代派的文学艺术一起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腐朽没落的象征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而遭到摈弃;第四，在把“一边倒”地学习苏联当作国策的情况下，建筑界也全盘接受了当时苏联的折衷主义建筑思想。1951年，建筑师张嘉德设计的重庆人民大礼堂拉开了新中国建筑民族形式复兴的序幕。50年代中期，以“大屋顶”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建筑传统的现代继承思潮迅速盖过了当时国内自发产生的现代建筑思潮而形成澎湃之势。至1958年，国庆十大工程的建设把“民族形式”建筑推上了顶峰(图略)

2.3乡土建筑的自发追求与20一30年代纯粹追求宫殿建筑形式的复古思潮不同的是，在50一70年代还出现了一股将民居、园林、少数民族建筑形式等相结合的复古潮流。在远离政治中心的一些地方，面对汹涌的“民族形式”设计浪潮，建筑师们并没有简单而盲目地在新建筑中采用传统的装饰构件和符号，而是更为科学理性地进行了相关历史建筑的研究工作。在广东，以夏昌世、陈伯齐、龙庆忠等为代表的建筑师们认真收集民族建筑形式的资料，并成立了民族建筑研究所，专题研究岭南民居建筑，在通过构造技术、空间组织解决亚热带炎热气候的问题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夏昌世设计的广州鼎湖山教工休养所因地制宜，顺应山势，结合地形，合理利用当地材料和拆除的建筑旧料，造价低廉，造型朴素，是结合当地条件进行建筑设计的早期实例之一。此外，建筑师们在没有受到明显的风格影响的情况下，自主地选择了适合当地气候、技术和文化条件的建筑形式，例如由汪定增主持设计的上海曹杨新村(1951)建筑布局结合地形，随坡就势，建筑做法适应经济与工程条件，两坡屋顶的造型简朴大方;由陈嘉庚投资兴建的厦门大学建南大会堂(1954)(图略)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作地面升起，建筑整体采用了绿色琉璃瓦歇山大屋顶、西式墙身、闽南当地传统砌筑方法相结合的“复合”形式;王吉蠢、李德华设计的同济大学教工俱乐部(1957)(图略)的外部造型充分考虑到功能与环境因素，依据内部空间组织情况形成了风格朴素并具有民居特色的建筑外观，适宜的尺度与周围环境十分协调;林乐义设计的青岛一号俱乐部小礼堂(1961)运用了新的结构方式和大量的地方建筑材料;在莫伯治等设计的广州矿泉客舍(1972一1974)中，建筑与当地气候条件、场地状况等密切结合，并通过借鉴岭南园林的设计手法而拥有了自身的独特魅力;尚廓等设计的桂林芦笛岩风景建筑则充分吸取广西民居的特点，以钢筋混凝土取代木结构，使建筑与当地环境和传统民居十分谐调。

2.480年代对地域建筑外在风格的追求80年代以后，随着国门的开放，后现代主义、新乡土建筑等西方建筑理论陆续传入国内，中国进入了多元并举的建筑创作阶段，中国建筑师们对地域建筑的研究从之前的自发状态慢慢具有了自觉意识，开始提倡“建筑风格来自民间”“民居—创作的源泉”等等，张耀曾、凌本立于1984年设计的上海龙柏饭店、齐康设计的福建武夷山庄、黄汉民设计的福州西湖“古碟斜阳”景点(图略)等均是这一时期建筑创作思想与风格的反映。然而，受后现代乡土主义与符号学理论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开始不断杂交各地乡土建筑的外在符号或片段，其追求地方特色的努力反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建筑中地域特色的丧失，造成了新的干篇一律。可以认为，该时期中国建筑对地域特色的追求还仅仅停留在形式模仿的层面上。

2.590年代后时地域特色内在本体的追求

进入9O年代后，吴良铺先生在对原有建筑学体系进行全面认识的基础上提出并建立了著名的“广义建筑学”理论体系，主要包括聚居论、地区论、文化论、科技论、艺术论、教育论等多个方面，其中指出自然条件、经济水平、文化积淀、生态资源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地区间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建筑的地区性差异，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建筑策略是解决国际式建筑思想束缚下现代建筑文化贫瘤的良方，尤其要因地制宜地发展“适用技术”;而面对世界范围内文化趋同的危机，我国建筑师不仅要强调建筑的时代文化，更要强调建筑的地域文化，从而在比较文化中积极发扬中国建筑文化的特色，最终使人类环境具有良好的空间组织形式和完美的艺术形象。针对80年代中国建筑师关于风格和流派的困惑，布正伟先生也于90年代发表了他的“自在生成论”，该理论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自在生成的变化机制在于促成“随机”与“随意”的共生局面，在异常变化和常规变化之间掌握“平衡”、进行“表演”;建筑师应通过由“完作”知“有界也无界”、由“通察”晓“有教也无教”、由“深省”明“有常也无常”、由“入境”悟“有我也无我”、由“圆融”得“有法也无法”、由“归真”认“自在也非自在”的修炼过程跨越自身障碍，走出风格与流派的困惑，走向世界建筑的东方之道日’。他在烟台莱山机场航站楼(图略)的设计中通过对烟台城市风貌的体验获得了反映地方建筑文化的设计素材，该建筑敦实的筒体造型既隐喻了“狼烟墩台”的城市意象，又在烟台海滨城市特有的蓝天与阳光下富于雕塑感;在建筑材料的选用上，将富于地方特色的海带草、石头和海边渔民使用的缆绳、浮球等用于建筑室内空间，传达出特殊的场所意义。进入21世纪以后，张钦楠先生也提出并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体系”，这是针对我国建筑理论体系建设中重视国外建筑理论研究、缺少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理论内容的现状而提出的建筑理论构架。该理论以建筑的角度审视了中国的国情及其与世界其它文明的异同，以现代的眼光从传统建筑的本质观、环境观、审美观.空间构成，构筑特点和语言体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建筑传统的特点与价值，归纳出中国历史上“跨文化”建筑创作的经验(包括与外国文化的交流及境内各民族和地域文化的交融)及其现实价值。该理论着重指出，所谓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上，其中最具价值和最有意义的是认真分析研究我们的祖先用“贫资源”创造“高财富”的传统经验，这对于在今天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的条件下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念、寻求“资源效益型’的建筑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上世纪oo年代以来，中国建筑界对建筑地域性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同的学者尽管所持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所提出的关于地域建筑的种种观点都超越了八十年代普遍的浅表层次，对地域建筑特色的表达也超越了基于符号学和文脉主义的形式模仿、片段移植，开始尝试向建筑本体的回归，这种回归使对建筑地域特色的追求更具有了自觉的意义。

本世纪以来，建筑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第四大支柱产业”已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但中国建筑的发展前景却似乎并不明朗。首先.虽然中国的建筑创作在过去几十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带来了创作的繁荣，但繁荣的背后仍隐藏衡危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与风格建立在为建筑创作理论与实践领域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种奢华和浮躁的风气.一部分建筑师在创作中追求新奇的外观形式，却失去了建筑应有的文化品位:建筑设计中大量存在着滥用、模仿甚至抄袭西方传统建筑符号与片段的建筑殖民文化现象、堆砌高档建筑材料或滥用各种建筑手法的初级商业文化现象、通过程式化的大小简化屋顶或构件来表现传统的肤浅历史文化现象，等等。其次，随着加入WTO后的进一步开放，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和试验场，国外设计机构纷纷抢滩中国，这对国内的建筑设计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形成了中外建筑师博弈的局面，而国家大剧院、CCTV新楼、奥运会主场馆鸟巢的先后尘埃落定似乎意味着国外设计机构占据了上风，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本土建筑师应如何坚持自身的发展已成为了国内建筑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中国建筑在地域特色方面的自觉追求一直被认为是值得肯定的建筑取向。邹德侬先生曾经指出:“在中国建筑创作50年的曲折进程中，有一种成就巨大、尚有局限但前景无限的创作倾向，这就是中国的地域性建筑。……甚至可以说，地域性建筑是中国建筑师最具独立精神、创作水准最高的设计倾向。”吴良铺教授在《北京宪章》中也明确指出:“建筑学是地区的产物，建筑形式的意义来源于地方文脉，并解释着地方文脉……现代建筑的地区化，乡土建筑的现代化，殊途同归，推动世界和地区的进步与丰富多彩。”因此，“在‘全球化’趋势的压力下，特色是延续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基石”，加强地域建筑创作将增强我国建筑师在构思与造型方面的原创性，破解当代中国“千篇一律”、“千城一面”的难题，维护我国独有的地域文化环境，最终将形成我国建筑师区别于国外建筑师的一大特征与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