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城中村？城中村改造情况是怎样的？下面是鲁班乐标带来的关于城中村改造的主要内容介绍以供参考。
从狭义上说，城中村是指农村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
从广义上说，城中村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生活水平低下的居民区。
城中村改造管理
现代观念
城中村的内部通常没有统一的规划和管理，以低矮拥挤的违章建筑为主、环境脏乱、人流混杂、治安混乱、基础设施不配套、游离于城市管理体制之外，成为了都市的“癌症”。
从地域角度上讲，它属于城市的范畴。从社会性质的角度上说，仍保留了传统农村的因素。具有城市与农村双重特征的城中村究其产生原因，同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以及土地所有制度等多种因素有关。同时，城中村也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贫民窟的表现形式。
而中国的市长们则把贫民窟看成是城市的疮疤，千方百计要驱赶和强行拆毁。贫民窟确实不美观，治安差，但贫穷并不是农民自己的罪错，不能让他们富起来，也住进高楼大厦才是政府官员的过失。如果真想加速城市化，则应该正视贫民窟的存在，甚至允许在一段时间内有所扩大，以大大降低城市化的成本，从而大大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使中国最大限度地从城市化的积聚效应中获益。因此在改造“城中村”过程中，妥善安置外来人口，让他们有能够继续安身立命的廉租屋，是一个重要问题。
实施改造
城中村”具有农村和城市双重特征，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产物。今后北京城市建设不断发展，还要在郊区建设更多新城和职能中心，使更多地区成为新的“城中村”，因此改造“城中村”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一项长期工作，并不是改造完了这231个“城中村”，就彻底完成任务了。
因此研究如何改造“城中村”也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一些处于城乡结合部的村庄，融入城区，成为“城中有村，村里有城，村外现代化，村里脏乱差”的地区，严重地阻碍了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普及与发展；不利于城市整体规划和建设。“城中村”在从乡村向城市转变过程中，因土地、户籍、人口等多方面均属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没有完全纳入城市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其发展有很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景观建设等各方面仍保留浓厚的农民特征，因而影响了城市基础设施布局，乃至城市整体规划的实施。“城中村”的长期存在，已经成为我国很多城市发展面临的一个难题。大量的“城中村”存在于都市之中，给城市建设和管理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而改造“城中村”的难度极大，如何改造“城中村”，是全国几乎所有城市都正在面临的重大课题。深圳、广州、福州、南昌、天津、青岛、太原、西安等很多城市在改造“城中村”过程中都碰到了很多问题，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
那么，北京改造“城中村”应该怎样搞呢？当前，由于国家拆迁政策和土地政策的调整，居民和农民产权意识和维权意识的提高，拆迁、征地难度非常大。而“城中村”大都建筑密度很高，外来人口多，很多村民没有工作，很多还是靠出租违章建筑为生。不同“城中村”的房屋土地产权混乱，土地和宅基地城镇产权和农民产权都有。很多“城中村”还保留着乡、村行政建制，还有很多农民集体企业财产，是当地农民赖以为生的生存基础，处理这些财产，解决安置农民就业问题更是巨大的难题。这些都给“城中村”的改造增加了很多困难。因此改造“城中村”必须因地制宜，要坚持“一区一策、一村一案”的做法。在统一制定政策前提下，区别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改造方式，坚持维护村民合法权益的原则。维护集体经济和村民的合法权益，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是“城中村”改造成败的关键。在这次的“城中村”整治工作中，市政府决定全市要区别不同情况采取相关政策：对征地未建形成的“城中村”，凡土地闲置不满两年的，责成土地使用者限期开工，逾期不建的，收回土地使用权；土地闲置满两年的，由原批准机关依法撤销其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无偿收回土地，进入市政府土地储备。对因开发甩项形成的“城中村”，限期由开发商解决，确有困难的政府可给予一定的补贴，已经形成无主的“城中村”，由市、区政府出资拆除。对城市建设遗留下来、又没有危改和开发项目的破旧建筑形成的“城中村”，由市、区政府共同解决。坚持规划先行，将“城中村”改造纳入规划修编范畴，并按轻重缓急制定不同的解决对策和科学的改造计划，加快整体规划和开发建设。在具体做法上，“城中村”表现的形态有以下几种，应根据不同形态的“城中村”采取不同的改造方式。
城中村改造方式：
第一种
位于城市建成区内，早已没有农民户口和农业用地，早已改成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城镇管理，撤消了乡、村行政建制，已经没有农民集体财产和宅基地产权的地区。这类地区实际上等同于城市的危旧房改造区，适用城镇房屋、土地、居民拆迁管理办法。可以采用成片改造危旧房的有关政策。但对其中的民工外来人口应该妥善安置，不能采取一律无偿轰走的办法。因为这些地区是外来人口的集中居住区，是低收入人群住得起能够栖身的少数地区，而这些低收入民工是对北京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不能歧视他们，让他们流离失所。城市化进程就是大批农民进入城市能够世世代代生存下去，彻底转变为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城市现代生活。但前提是农民进城能够就业居住，有生活基础。留美华人学者文贯中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城市化”无法避免“贫民窟”》指出：正是因为存在贫民窟，才使得城市特别有活力。贫民窟的存在，使得城市扩大的成本特别低，包容性特别强。贫民窟房租低廉，同为天涯沦落人的邻居对新来者多相濡以沫，抱有多一层的同情和照顾，使新移民比较容易找到安身立命之地。生活在贫民窟的大部分新移民一二代之后，便融入主流社会。这不但发生在美国的纽约和芝加哥，也发生在中国的香港、北京和上海。北京的浙江村当年一片脏乱差，经过十几年的资本积累和改造，现已成为充满活力的商厦群。美国的市长们十分精明，知道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新移民的不断涌入，所以不但允许贫民窟的存在，而且相互之间展开争夺人口的斗争。
第二种
村内已没有耕地。原自然村除宅基地以外的土地已被征用，变为城市建设用地，村内已无农民集体财产。虽然一些村已将农村村委会改为城市型居民委员会，农民也已农转非，成为城镇人口，但农民宅基地还未被征为国有，宅基地和房屋产权还是农民产权。对这些农民宅基地和房屋仍应按征用农民土地给予足够的补偿，拆迁房屋则可结合拆迁城镇私房和农民房的政策区别不同情况，制定相关补偿政策，妥善安置农民。特别是对无业、无生活来源的农转非人员，要建立相应社会保障制度。
第三种
“城中村”现有土地产权还属于农村集体所有，村民以非农收入为主。土地已经全部或大部分被国家征用，虽然村中农民已全部转为城市户口，但农民宅基地还未被征为国有，其土地本质仍未发生变化，这部分“村”至今仍然还是“村建制”，实行村的管理方式。甚至还有不少农民集体财产和村办企业经济实体。良好的区位条件和低廉的建设成本使“城中村”出租房屋比率相当高，房屋出租加上村里的分红收入，可以使村民们过上相当富裕的物质生活，有些村民的平均生活水准甚至已远远超过城市居民，很多农民也已有自己的企业，主要从事一些初级饮食娱乐、交通运输、建筑业、农副产品和蔬菜零售等行业，或是以房屋租赁为主收职业。这些地区的改造难度最大。市场经济使政府已不能像过去那样解决农民就业问题，货币安置又很难达到农民满意。因此这些地方不宜强行将村内土地征用为城镇国有土地，农民原有集体企业财产可以仍归农民所有，可以改组为集体所有制的商贸公司，人口就地消化，就业就地解决，土地产权性质不变，仍归集体所有。对需要占用的土地，还可以用土地入股或出租的方式，年年有收入，以保证征地居民的生活来源。
第四种
还有部分耕地，仍是乡政府、村委会建制。还有不少人是农民户口。农牧种植业仍占一定比重的村落。这样的地区改造时，农民转为城市户口，乡政府改组为街道办事处、村委会改组为居委会，但土地产权和经济组织形式可以不变。原村集体所有财产、土地可以改组为农工贸股份公司，人员就业由农工贸股份公司就地解决，成为公司职员。可以用发展都市农业的办法，发展现代化农业，养殖业。如：工厂化无土栽培高档蔬菜、花卉；观光旅游农业；种植果园、药草；开展鸵鸟、孔雀、锦鸡、麋鹿等珍稀动物养殖；发展农牧产品深加工及不影响城市景观和环境的其它农工贸产业，以使农民能利用原有土地资源，熟悉的工作技能就能融入城市生活。用都市农业改造“城中村”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改造办法。
这次准备改造的231个“城中村”主要是第一、二种，今后则会转向第三、四种。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对不同“城中村”采取不同的改造方式，“一村一案”，按不同情况把每一个“城中村”都改造好。既改变了城市面貌，又使当地居民受益，得到妥善安置。
但无论哪种改造方式，“城中村”改造都必须是由政府统一组织，统一规划，政府统一负责土地一级开发征地拆迁和市政配套工程建设，除了原已批给开发商的土地外，基本上尽量不采取商业开发形式，以避免造成很多后遗症和遗留问题。应该调动当地居民的积极性，争取采用政府搞规划设计，完成市政管线道路，适当补贴，居民组织住房合作社自己建房的办法进行改造。建成的房子产权归居民自己，余房可以出租出售，以减少矛盾和改造难度。总之，“城中村”的改造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难事。需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妥善解决各方面的利益冲突，才能把这件好事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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