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建筑文化阅读，作为首都，北京成为一个活的标本，一个令人读之不尽、百感交集的“文化的容器”。它不仅在体制文化的塑造下，而且在各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和张力中，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和品性。鲁班乐标就以北京市为例，略论北京城市建筑文化内涵。

在五十年代，北京建设的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的建设和一批标志性公共建筑上。十里长街，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广场，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十大建筑”，构成了以雄伟、庄严、壮丽、堂皇、开阔等为特征的新国都的视觉形象，以寄托解放、新生、自豪感之类的情感。中南海、天安门城楼等历史建筑文化意蕴的转换，突出体现了新体制文化对传统权威的借助和重构。在很长的时间内，在人们心目中它们已不再是一个历史建筑，而成为党中央、毛主席的象征符号，如“天安门上太阳升”、“中南海的灯光”之类话语所寄寓的意义。

“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一文化公式在建筑学上的体现，是“经济、实用，在可能的情况下追求美观”的原则。一批民族风格的公共建筑，体现了当时主流的建筑理念，其典型为三里河一带“四部一会”琉璃瓦大屋顶的建筑。它很快就遭到制止和批判━首先是由于“反浪费”，然后上升为政治问题━但这一早期尝试毕竟为新中国建筑的文脉写下重要一笔。这一时期的建筑实践与南京民国时期的新建筑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在看来，当年新北京的形象塑造，首都建筑的“宏大叙事”大体上是成功的，透露出那一个时代、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气度和有明确理念的审美追求，以及城市控制（规划）的能力。

在市场经济、分权管理的新体制下，城市改造新的主体是有关政府部门和房地产商，新的强劲动力是商业利益。在全新的制度环境和利益机制中，统一的城市规划虽然仍在制定，却失去了整合、制约的力量。号称“中华第一街”的长安街上的当代建筑成为北京人调侃的对象：正面棕黄色、侧面银白色的交通部大楼被称为“阴阳脸”，门字型的海关大楼被称为“大裤衩”，曲折有致、中间有一月亮门的妇联大楼名为“肚脐眼”…… 再如九十年代初建成的北京西客站顶上一个没有实际功能的巨大亭子，耗资达八千万元之巨。它可能是一个标本，但集中了此类建筑的某种文化特性。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八十年代以来对国人影响最大的当属港台文化，尤其是香港文化。当中国城市开始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之时，香港高楼密集的都市风光作为“现代化”的典型图景，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内地竞相仿效的对象。当然，香港对内地建设的深刻影响，不止于作为现代化的文化象征，而主要靠巨额的商业资本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为一些城市留下了直接的印记。在北京城，因为开阔舒缓的平面布局和辽阔无碍的天际轮廓线，正是这座古都的基本特征和文化性格的体现。但八十年代中期，混乱无序的商业开发，致使在紧邻故宫的旧城的核心区内，在王府井一带相继出现了一批高层建筑，如王府饭店、和平宾馆等。与此同时，京广中心、京城大厦和国贸中心等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接踵而至，打破了北京城传统的天际线和城市景观。今天，无论在故宫、北海还是颐和园四望，背景无不是林立的高楼。

当代城市建筑文化反思

当社会向市场化、世俗化转变之时，建筑从过去更为重视具有恒久价值的审美感受、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力量、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威，以及精英阶层的文化趣味，转为重视和强调现实的功利、即时需要、时尚潮流等等。权力的结构也发生了转移，从建筑和文化精英控制转为纯粹的商业操作。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放弃了其应有的职责，屈从于房地产商。新的工作机制于是成为“规划听领导的，领导听老板的”。这种不甚健康的商业化，必然意味着历史传统文化的流失和建筑精英文化旁落，意味着城市的平庸化、低俗化、麦当劳化。一座座失去记忆的城市被大量复制，一批批速成、单调的建筑迅速填充着城市的空间，粗暴地改变着人们的视觉。在新人类的词典中，“广场”不再是巨大的政治和物理空间，而只是建筑物的前庭路口：“花园”是楼旁狭窄的绿化带，“森林”则是郊外草木稀疏的苗圃。“世界公园”式谐谑、游戏的建筑，假冒的明清建筑和仿欧洲古典建筑纷纷出笼，加入着大众文化的狂欢。

大众的流行文化和社会心理鲜明地积淀在城市建筑上。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东部的中小城市、城镇和广大农村，不变的时尚是磁砖贴面、蓝玻璃的现代建筑。它为什么会如此深入人心、广为流行而且经久不衰，当成为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课题。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建筑时尚则经历了火柴盒式的高层建筑、高楼大厦 小亭子、摩天大楼 玻璃幕墙，以及仿欧洲古典建筑等不同的阶段。许多人到了欧洲之后，只见绿树掩映中的小楼而难觅高楼，不禁怅然若失，不知究竟谁更现代化。

欧陆风情不可阻挡地成为最新的流行。当上海含情脉脉地重温其晚近的这一小传统时，各个城市则由娱乐场所大力张扬这一最新时尚。形形色色的娱乐城无不装饰着罗马式的柱廊，以及比例失调的西洋裸女雕塑。直接请法国建筑师设计成为最酷的豪举。北京王府井的步行街和上海南京路的步行街均出自法国人之手，在建筑风格乃至建筑材料上都十分相似。当你在王府井行走，正如在建国门的街头漫步，经常会产生不知身在何处、时空倒错的感觉。

城市社会的真正内涵，是市民的交往空间、共同文化、政治生活的形成和扩大。市民文化成为城市社会的一个恰当度量。

正是在上海的淮海路、衡山路，令人体味了街道的人间尺度和城市的人间情怀。充满人道的街道的特征之一，是马路两侧的绿树可以热烈地相互交接。接续了昔日茶馆、咖啡馆的传统，上海街头遍布的红茶馆再次成为老百姓的生活空间，在那里年轻人和工薪族可以放松地打牌、聊天。生活就在此处。那也曾是老北京生活的况味。然而，北京的茶馆自几十年前消匿之后，成为了话剧舞台上的保留节目。当它重返人间时，却成为向洋人展销京味的旅游场所，或者台湾人开办的高消费去处，在那里，我看见过白领在下围棋。类似地，毗邻使馆区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明确成为外国人的社交场所、北京的高级白领和文化另类的身份认证处。

广场的处境是另一个说明。当群众性政治集会的功能消亡之后，天安门广场便越来越因缺乏实际功用而显得大而无当和无所适从。在这片干燥、炎热、坚硬和广阔的场地上，人依然渺小且坐立不宁，难以解决各种日常的需要。上海的人民广场则迅速完成了转型，用博物馆和歌剧院标榜文化中心的形象，用商场、绿地和广场鸽使之成为市民休闲、购物的实用场所，消解了体制文化的传统象征。然而，精明强干的政府在它巨细无余的管理中，也消解着另一种可能性。整洁干净的上海，既没有北京那样的遍地流民、猖獗的版，也没有北京那样丰富活泼的体制外文化空间；既没有浙江村，也没有中关村。

城市快车依然循着世俗化和商业化的轨道凯歌行进。建筑师和规划专家的反思认为，二战以来在现代主义理论指导下以大规模改建为特征的城市更新运动，在西方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应该认识到“社区发展”规划、渐进式规划、公共选择规划、历史街区修复、小规模改建、住户自建等多种新的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大城市的生与死也许再度成为令人兴奋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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