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价值观、艺术观、社会思想等多层面因素的影响下，西方的“建筑师”与中国传统的“匠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差异。西方建筑作为社会系统下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子系统，有自成体系的范式、法则和技术。相比较之下，中国传统建筑虽也存在完整的范式、法则和技术等建筑层面的要素，但建筑与当时社会史、思想史的关联相对隐化。建筑设计主体仅仅被归类为工匠的一种，其建筑设计思想无法得到相应的社会认同，社会地位相对较低。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建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建筑在类型、功能、材料、施工等方面的日益复杂，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一般工匠无法胜任建造房屋的全部工作。而作为与近代建筑相伴而行的建筑师行业在中国就有了兴起的必要。近代中国建筑学留学生是以西方建筑师为蓝本选择和接受这一社会职业的，因此，他们责无旁贷地成为“建筑师”在中国得以确立的推进者。在这个过程中，将西方意义的“建筑”移植到东方，由没有姓名的“工匠”转变为强调个人的“建筑师”，这一过程无疑是长期、冲突而曲折的。留学生建筑师清楚地认识到建筑师尤其是中国建筑师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近代中国早期新建筑的设计，基本上被国外的建筑师所垄断，这些不同国籍的设计者，在设计中几乎都是照搬本国通行的建筑风格，这一时期在中国的国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外国建筑。针对这种状况，留学生建筑师柳士英深刻地指出，建筑是文化的体现，中国传统建筑应该“个性之不可消灭，在示人以特长”，而中国建筑让外国人来设计则“因人情风俗之不同，削足适履，固所难免”，因此，中国的建筑就应该由中国人来设计。柳士英痛心于其时的中国无自己的建筑师，建筑设计市场被洋人垄断。而这种局面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才开始得以改变，这一时期，一批建筑学留学生学成归国并陆续开设了建筑师事务所。较早开设建筑师事务所的建筑学留学生正是秉着中国建筑应由中国建筑师创造的专业理念和爱国热情，冲破种种阻力在被外籍建筑师垄断的设计市场为中国建筑师赢得一席之地。留学生建筑师不仅认识到建筑师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建筑师这一社会角色应该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1932年在给东北大学建筑系毕业生的信中写到：“在对于社会上所负的责任，头一样便是使他们知道甚么是‘建筑’，甚么是‘建筑师’”


留学生建筑师通过各种努力扩大建筑师在社会中的影响，其中，中国建筑师学会的成立首推其功。1936年发表的《中国建筑师学会小史》一文这样记载，到国外专攻西方建筑的有识之士“归而服务社会颇得国人之信仰，此后虽人数渐多,亦散处四方，各自为政”，学会成立一年后，终“渐为社会所注意”。至于建筑师的性质与定位，留学生建筑师从不同的角度各有自己的理解。梁思成指出，“建筑师的知识要广博，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但最本质的他应当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6]55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著名建筑师杨廷宝指出建筑师的目的是为人类提供合理、合法、合用的生活和生存环境，建筑师应该有一种整体思想和社会责任感。而童寯建筑师则针对当时建筑界的某些不良风气特别强调建筑师的职业道德，他讲到，“一个好的建筑师，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独立的思想，有严谨的学风，有正直的人品，才会有合格的建筑设计。”


留学生与建筑设计风格和思想


建筑作品是建筑师思想的有力表达，中国近代建筑作品的形式在留学生建筑师的影响下经历了从“洋式”风格回归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到逐渐和现代建筑接轨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留学生建筑师特有的建筑设计思想及价值观。


（一）留学生与近代中国传统建筑的复兴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洋风”时期，这个阶段学成归国的建筑学留学生人数尚少，充当中国洋式建筑的设计主体是外籍建筑师。这一时期的洋式建筑过于注重建筑的形式和艺术性，而忽视了建筑的功能及成本预算等问题，这为中国传统建筑的复兴埋下了伏笔。南京国民政府在1927年成立后，怀着强烈民族意识的归国留学生在中国建筑界掀起“中国固有形式”建筑的探索热潮。他们既有国粹主义文化观所制约的传统道器建筑观念，也有国外建筑教育所带来的学院派建筑理念。这两种建筑思想虽然是不同质的，但是在建筑价值观念上存在着共同点：建筑创作的重点集中在建筑风格上，注重建筑的外形，致力于历史样式的延续和模仿。对于同时具备这两种建筑思想的近代建筑学留学生来说，两种观念很容易产生共鸣。因此，复兴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很自然地成为西方折衷主义建筑思想在中国的一个新品种，学院派的设计思想和设计手法都非常适用于近代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创作。这段风潮的主要时段是1927-1937年，大批20世纪初回国的建筑学留学生的创作实践和学术研究，成为近代中国传统建筑复兴并产生变革的最重要因素。其中，留美生吕彦直关于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的民族形式设计方案于1925、1926年在竞赛中获头等奖并得以实施，成为中国传统建筑近代复兴的前奏。吕彦直所设计的南京中山陵是中国建筑师探索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开山之作，也是近代时期最优秀的民族形式建筑作品。其中西建筑语言融合，在基本维持传统建筑形式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体现了既受过西方建筑学专业教育训练又熟谙中国传统建筑精神的中国建筑师的创意。


（二）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兴起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建筑界正是中国建筑师的“自立”时期，在西方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兴起的潮流中，中国留学生建筑师在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同时，也表现出对现代建筑的热情，他们以各自的理解，通过建筑实践和理论研究，推动了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庄俊作为中国建筑师学会的创始人和会长，在经历了“仿洋”风潮和复古风潮之后，依然能够追随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由庄俊所设计的上海大陆商场、孙克基产妇医院是其接受现代主义建筑思想，设计风格发生转向的力作。留美生范文照1927年在上海开设建筑师事务所之初，与同时期的其他建筑师一样，设计思想没有走出“复古”与“折衷”的历史局限，但是到了30年代初，随着现代主义建筑之风在上海刮起，范文照立刻领悟到其先进性并进而转向提倡现代主义思想。1934年，范文照撰文对自己早年在中山陵设计方案竞赛中“掺杂中国格式”的复古手法表示了反省，呼吁“大家来纠正这种错误”，并提倡与“全然守古”彻底决裂的“全新推新”的现代主义建筑，他甚至提出了一座房屋应该从内部做到外部来，切不可从外部做到内部去这一由内而外的现代主义建筑设计思想，赞成“首先科学化而后美化”。留学英国的陆谦受和吴景奇则提出了他们对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独到理解，他们指出，一件成功的建筑作品，第一不能离开实用的需要，第二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第三不能离开美术的原理，第四不能离开文化的精神[9]。梁思成在致力于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同时也在关注着现代主义建筑。1930年他在《天津特别市场物质建设方案》中提出，在新的时代，“建筑式样大致已无国家地方分别”，“此种新派实用建筑亦极适用于中国”。梁思成还将他的现代主义建筑观付诸于实践。他与同是留美建筑师的夫人林徽因以现代主义建筑手法分别设计了北京大学地质馆和女生宿舍楼。与梁、林二人一样，更多的建筑师是通过他们默默的设计创作来倡导现代主义建筑风格，他们的现代主义建筑作品对世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留学生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认识


近代中国在营造学社成立之前，国人对传统建筑并没有系统而科学的研究。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有“士、农、工、商”等级之分，工匠的地位较低，等级最高的士大夫并不屑于把工匠的技艺当回事，更不用说向他们学习，研究他们的思想了。梁思成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指出，“中国金石书画素得士大夫之重视，各朝代对它们爱护欣赏，并不在文章诗词之下……独是建筑，数千年来。完全在技工匠人之手。[10]”梁思成认识到，建筑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和结晶，我国有着灿烂的民族文化和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因此，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建筑史。其时，日本学界已开始研究中国建筑，梁思成深感中国古建筑研究的紧迫性，他讲到：“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早晚这块领地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基于这样的信念，梁思成于1931年加入从事中国古建筑研究的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了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在中国古建筑研究领域与梁思成并驾齐驱的的另一位先驱者刘敦祯，其在留学日本期间，认识到中国传统建筑是东方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人并未意识到研究本国建筑的重要意义，这令人痛心！刘敦祯归国后放弃了安逸的生活加入营造学社致力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梁、刘二人开创性地把实地调查与测绘的科学方法运用到古建筑研究中来，正是他们不畏艰辛的付出，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建筑，向世界显示了它那不尽宝藏的辉煌与丰富。作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化身的梁思成对传统建筑文化的肯定不仅体现在古建筑研究上，也体现在古建筑保护和建筑设计思想等方面。解放初期，梁思成在关于北京城的建设上提出了“古今兼顾、新旧两利”，建议将古城墙、牌楼、箭楼、四合院民居、王府等都保存下来，另建新城于其傍。只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建议未被采纳。1957年，梁思成看着被拆掉的广安门、地安门流泪了，他讲到“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扒掉我的一层皮。”北京旧城是保留着中国古代规划，具有都市计划传统的完整艺术实物，这个特征在世界上是罕贵无比的。当时，北京的城墙、城楼、箭楼和环城的护城河，以及城内的皇家宫室、园圃、坛庙和富有特色的四合院居住区都相当完整，如全部保存下来将是举世无双的瑰宝，并作为中华民族具有高度智慧和创造力及灿烂古代文明的见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梁思成的意见和建议虽未被采纳，但其在历史上和理论上是永远闪光的。梁思成当年一个人的心痛在今天已成为整个国人之心痛！梁思成在建筑创作形式上提出了“中而新”的思想，即用“具有现代的中国特色”来要求我们的建筑创作。具体解释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化”，即“有民族的历史、艺术、技术的传统，用合理的、现代工程科学的设计技术与结构方法，为适应人民大众生活的需要的建筑。”


的确，建筑是历史的反映，每一座建筑物都忠实地表现了它的时代与地域特色，总是把当时彼地的社会背景和人们所遵循的思想体系经由物质的创造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建筑物将屹立几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其体量之巨、容量之大、时间之久远、视觉之醒目、对心灵刺激之深刻，远非其他载体所能望其项背。而反观中国当今的城市化建设，当我们惊呼千城一面、千楼一面，找不到城市特色，看不出故乡韵味的时候，才开始反思，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带有浓厚地域特色的众多城镇，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建筑形式？我们的中华文化、民族特色和精神需要寄托在什么样的城市载体上？以梁思成为首的建筑学有识之士，为我们留下的这些不朽财富，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总结和继承，并开拓出今后的民族文化建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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